军民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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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庄村抗战纪实

文/赵松江

  "傍晚,大会在源庄村举行营火晚会,会场上源庄村音乐团打着锣鼓,吹奏着曲牌,为晚会助兴。娱乐节目有唱戏,有说书,还有口技表演,之后,点燃了会场当中的篝火。于是儿童们抬起了余光同志在会场上跳呀,跑呀,并使劲的喊着:'拥护儿童领袖余光同志'。晚会一直延续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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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刘书友先生发表在《延安精神》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片断,题目是《一次空前的儿童盛会》,写的是一九四一年四月七日至十日,在黎城县源庄村举行的晋冀鲁豫边区青总第一届,四百八十位代表参加的儿童会议,第三天晚上举行营火晚会的空前盛况。

  源庄村,著名的圣水河流域第一村,也是享誉华北的山萸生产第一村,今天我要带着朋友们,随着我这些流淌的文字,穿越八十年时空,去感受源庄人民曾经的抗战热情,去探寻源庄村红色文化的源头,去还原那段将要被岁月淹没的抗战历史,去体验伟大的太行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将是老区源庄人民为社会的红色文化传承、革命传统教育所做出的又一次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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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庄村南有一条约十华里的山沟,呈喇叭形,沟口是大面积的梯田,遍沟满坡都是山萸树,早春二月,小草刚刚发芽,这里已是迎春花的海洋,大地象穿上了金黄的春装,在花海里畅游,那是何等的惬意;待到金秋十月,红珍珠一样的山萸果挂满枝头,和漫山的红叶交相辉映,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又是何等的让人心旷神怡。

  然而众多的游人并没有被这美景留住脚步,他们要游过花海洋,穿过珍珠林,沿着蜿蜒的羊肠小道,去追寻八路军的抗战足迹。

  游客要踩着洪水冲刷的石河滩向沟底挺进。沟愈来愈窄,两侧的山坡也愈来愈陡,峭礕如斧砍刀劈一般,似乎要向游人挤压下来,压抑的空间,再加上艰难的徒步行进,真有些胸闷的感觉。拐过一道弯路,终于看到了沟底,传说中的“窟窿崖”就要到了。让人纳闷的是,并没看到想象中的“窟窿”,眼前只有一堵巨大的“影壁”拦住去路。抬头仰望,除了崖边簇簇崖柏悬空倒挂外,就只有一小片细长的蓝天了。不知从哪个方向不时地传来几声苍鹰的鸣叫声,大白天凭添了几分恐怖。又走了约一百来米,终于识得庐山真面目了:原来这沟底真的就是目得地了,它分两个崖洞,南北相对,东面是悬崖,两洞相对约六十米,洞下约两米处有条羊肠小道,悬崖时有水滴落下,洞口吊在半山,崖下有一眼水井,用几块石头垒砌,形如水庙,水深过米,终年水源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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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印刷厂的遗址,一九四一年从第五专暑接收了一批从敌占区运来的印刷器材,为了避开日军扫荡,满足边区票证需求,支援前线作战,边区印刷厂就设在这两个崖洞里。印刷厂刚到窟窿崖办厂时,负责人叫张彦明,同年五月边区派史云负责,有工人十八名,干部技术人员五名,主要承印八路军总后勤部粮票,以供部队粮食供应和地方筹粮使用,同时还印刷政治部编写的战士教材、宣传品等。

  一九四二年移交教育厅,负责人为郝丁、张建功,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厂名对内叫裕民印刷厂,专们印刷少学课本,为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黎城县抗日政府第五区区长,兼源庄联合党支部政治指导员(支书)李富(源庄村人),亲自精选组织民兵小队,担任警戒,明岗、暗哨、消息传递和紧急转移,甚至印刷厂员工的后勤保障,都由这支小分队负责,并在沟底悬崖上搭起云梯,可以在两小时内将器材人员转移到崖顶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之中,直至敌人扫荡到这里,还需倒返五里,才能慢慢爬上崖顶,最少需四个小时,这足以让印刷厂转移到安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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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庄村东有座“家东庙”,就在庙西南有几座破败的院落,住户大多已搬离原址,村主任刘山西带我走进一家宅院,总算见到这家主人,老人姓赵,老两口都已七十多岁,男主人躬着腰,柱着杖,行动很不方便,当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话匣子就打开了。老人虽腿脚不便,但口齿伶利,思维敏捷,好象故事就在昨天发生一样,娓娓道来…… “我家住这儿已好几辈子了,父亲叫赵孟虎,一辈子喜欢侍弄牲口,民国时期不论穷富,总要养个性口,三句不离本行,一开口便是牲口长,毛驴短的,就为这,才给八路军被服厂扯上了关系,而且是千丝万缕,扯不开,拉不断,也正是这段耦断丝连的故事,成就了父亲后半生向人炫耀的资本,见到生人总要借题发挥复述他的故事,以至后来我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了。”

  一九三九年秋,八路军总部被服厂奉命从潞城县西白兔村转移至黎城县平头乡西下庄村,当时全厂共有一百三十来人,机器三十来台,厂房就在该村中的一座大庙里,并从前方调来一批女战士,领头的班长叫刘爱莲,再加上抗大的一些女学生和当地招的四十个男女青年,人数发展到二百多人,共分九个班五个车间。

  一九四O年初,由于敌人频繁扫荡和经济封锁,工厂已不能正常生产,经常出现敌人来了,工人背起机器转移,敌人走了再回来生产,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后勤供应,为变被动为主动,总部被服厂一分为二,在源庄村成立被服分厂,主要是剪裁班,染整班和缝纫班,三个工种车间近百十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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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来这里时,被服厂有两头毛驴,其中一头因夜间搬家,驮的太重,山路难走,后腿受伤,暂时不能用。任务又太紧,总后要求“五一”节前部队要全部换单装。这时,房东老赵可派上用场了,一边给瘸驴治伤,一边用自已的毛驴帮助驮原料送成品,一句话,成了半个八路军。缝纫班的小姑娘还特意用旧布头,给他做了一顶八路军军帽,这下老赵可神气了,三个毛驴三个人,老赵总喜欢走在前头,脸上流着汗,帽子还舍不得摘,就连民兵队长李富,农会主任郭文堂都羡慕的不得了,见面总要打个趣:“老赵,把你的军帽借给戴戴吧?”。郭主任也插一句:“是呀,让咱也神气一回。”“那可不行,你们不洗头,脏了怎办。”每当这时,老赵总有几分自豪感从心底萌生,把本来端端正正的帽子再正一遍,擦擦汗,再在驴背上拍两下,意思是快走,还有一趟呢!

  老赵家左右有两个院子,西院大,东房又是三间楼房,楼上放着八路军从各地调来的土机布,也有少量的洋布、线尼布。有一个簸箩,是盛染料用的。楼下支着两口大锅,染布用,这样的大锅共有五个,都安在老乡家。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柴草做燃料,都是民兵们轮流上山去砍,堆在村口,象座小山。有一天,老赵发现全村的染布坊和剪裁缝纫车间都在打扫卫生,柴草灰都入了染料库房(做染料用),街上都打扫的一尘不染,就连村口的柴草堆也码的整整齐齐。凭着干了半年“临时八路”的经验,他知道一定是上级首长要来检查工作。不管怎说,就是“临时八路”也是八路,保密条例还是懂的,不该问的别问,干好自己的活儿就行了。

  午饭刚过,果然一支马队从源泉下来,大约十多个人,腰间别着短枪的有四五人,背着马枪的有七八人。奇怪,还有一个腰扎一截麻绳,补丁军装挂在马背,身穿一件半旧对襟布衫。对了,老赵想起来了,一定是上级给派来了炊事员,老刘病了,这几天伙房都是轮流做饭,只会做南瓜干小米饭,都好几天了。

  首长视察过后几天了,可还仍旧是南瓜干米饭,吃饭时老赵问染整班的小李怎回事,小李笑的饭都喷出来了:“你说的是朱总司令,早走了”,“还有左参谋长,就是那个干干净净的高个子。”“妈呀!你怎不早说,我就没细看一眼,嗨!”几十年后,每当故事讲到这里,还是又拍屁股又跺脚的直喝:“真后悔呀!”

  就在老赵家东院就是缝纫车间了,那是一溜十间正房,两甩袖,有出厦,二十几台机器日夜不停,人倒两班,汽灯照的屋里象白天一样,老赵自然是赶着毛驴送货接料,有时还给女工们捎点木梳、小镜子啥的私人物品,深得缝纫车间姑娘们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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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一九四二年冬天,日军偷袭源庄鞋袜厂时,源庄被服厂才埋掉机器,疏散工人,也不知转移到哪里,直到一九九六年,源庄村的王江辰夫妇在地里整地,才从地下挖出一包东西,用油布包着,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台老式缝纫机的机头,还有两把大剪刀,都已锈成一圪瘩了。当时村民们还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从收废品那里换了一个暖壶和两个塑料盒,现在这个暖壶还在,只是内胆打了。

  后来村民们议论,也许在转移中,埋下机器的战士牺性了,别人找不到,就遗留在地下,王江辰夫妇无意中找到了已埋藏半个多世纪的机器,也许它的主人早在五十四年前都已挂在烈士碑上了。

  源泉漳源币纸厂在源庄的分厂和总厂的发电分厂都设在源庄,许多暗渠知龙坑都还保存完好,这些我在我的文章《源泉漳源造纸厂简介》一文已作陈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源泉、源庄,不足一里(现已连住),抗战时期根据地军工生产和后勤保障基地的历史史实是不容置疑的,两村红色文化一脉相承,是红色传承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神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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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文是根据源庄村董胖儿、赵福松等老人的回忆口述整理而成,采访期间得到源庄村党支部王彦青书记、村委会刘山西主任的大力支持,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刘书友先生主编的《黎城抗战实录》的相关史料,在此一并谢过。

2019年3月2日


文章作者: 赵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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